五天前，王振滔带着1000多名员工到淘宝直播间做起了直播。
王振滔是奥康集团的董事长，声名在外的温州企业家。他带领的这场耗时15小时的直播，观看人次达到228万，创下了淘宝平台的导购开播数量之最。
王振滔(中)
无独有偶，另一名来自温州的鞋企老板——红蜻蜓创始人钱金波，在三八节也亲自上场直播，同样耗时近15小时。
这两家温州当地的龙头鞋企，在疫情爆发后，都开启了疯狂的直播模式。温商向来嗅觉敏锐，行动迅速，被视为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一群人。疫情之下，他们的行为极具风向标意味。
奥康和红蜻蜓只是温州企业的求生缩影。
这次疫情中，当地上千家鞋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。近日，“温州工厂被取消订单”“外贸工厂放假到6月份”“温州鞋厂裁员”的消息疯狂流传。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对外表示，“30%—40%甚至50%的外贸鞋企都受到了影响。”
温州的鞋企们还能度过这次危机吗?
董事长打响生存战
3月24号上午10点，王振滔身着笔挺的西装，和女主播挤在一个镜头里，斯文地喊了句，“宝宝们大家好!”
围观的网友很是捧场，齐刷刷地在弹幕中起哄，“老板驾到!”“有优惠券吗?”
这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是温州皮鞋品牌奥康的掌门人，是响当当的“中国真皮鞋王”。他对产品很自信，一边摩挲一边吆喝，“荷兰的小牛皮特别好，折一百万次也完全没问题。”
就在此时，他的员工——河南商丘步行街奥康二店的导购瑶瑶，正在千里之外的门店里，对着镜头卖力地推荐一双又一双鞋子，溜得飞起。
一声声“宝宝们”，听起来温柔可爱，却是王振滔和奥康的生存之战。
在这次疫情中，温州成了湖北地区以外，被新冠肺炎肆虐最严重的城市。因为防控需要，奥康受到了波及。2月份，奥康在温州的工厂停工，线下门店全部暂停营业。
那时的温州像一座空城，人们都被困在家中，等待疫情的阴霾散去。
王振滔的儿子王晨记得，从楼上看上去，是一片死沉沉的景象，安静地可怕。
现在一切正在恢复如常，温州的街头又开始堵车了。企业必须得马上投入复工复产，让经济运转起来。
王振滔要通过这次精心策划的、长达15小时的直播PK赛，调动全国各地7000名导购的力量，让她们学习最新的带货方式，快速止损。
隔壁红蜻蜓的创始人钱金波同样瞄上了直播。三月八日，这位精致的董事长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地一丝不苟，然后对着镜头脱下了鞋袜，为网友们试穿鞋子。
和王振滔一样，亲自上阵只是为了鼓舞士气。钱金波要将“全员网红计划”进行到底，让每一个导购都能成为李佳琦——那个直播风口上，带货金额屡创新高的男人。
红蜻蜓对李佳琦的模仿有些用力过猛。近日，一名蓄着胡子的男导购出现在红蜻蜓的官方直播中，穿着高跟鞋，背着红色女包，像女人那样并膝侧坐，对着镜头左右展示。
“一天要摸两三千双鞋子”
董事长上直播，有人感慨：“这生存危机得多严重啊。”但生存危机只是原因其一，温州人的实干精神则为其二。
温州人的经商意识和造富神话从一开始就是被生存危机逼迫出来的。
这座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城市，生存资源向来匮乏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第一张个体工商执照在这儿诞生，市场经济便从这里开始燎原。
木勺巷，温州地区最早开放的自由市场(资料图)
穷怕了的温州人对充满未知和可能性的市场充满了向往，做倒爷、开家庭作坊、经营商铺……当外界还在探讨温州模式是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时候，温州人正快速地积累财富。他们被外界形容为“东方犹太人”，有“点石成金”的魔幻之术。
九十年代，全国有6000多辆菲亚特车型，其中4000辆在温州跑出租。
外地人说起温州老板，常常带有“大金链子小手表”的想象，而言及温州老板的太太们，永远都在去炒房的路上。
但其实，暴富神话背后，更多的是当地实业家的忍耐和付出。
由于初期的野蛮发展，温州的假货与劣质产品齐飞，在外名声不大好。当时市面上有句调侃：“下雨天穿温州鞋走路，人在走，鞋底却不走了。”
1987年，杭州工商部门在武林广场上点了一把大火，把5000双低劣品质的温州皮鞋烧成了灰烬。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“温州货”都没有摆脱“假货”影响，有商场甚至挂出了“本店不售温州货”的招牌。
商场不许进，温州商人们就干脆包下柜台自己干。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，存在于许多温州人的观念里。
而王振滔也正是在“假货潮”里创办了奥林鞋厂——奥康的前身，并坚持只做真皮皮鞋，最终在艰难中将企业发展壮大。
创办奥康后的三十多年，王振滔近乎为鞋疯狂。他在不同场合说过，看漂亮姑娘一定先看脚。出差坐飞机，登机后也要把后面人的脚都看一下，“了解时尚趋势。”
这么多年，他将这种追求极致的习惯一以贯之，还“传染”给了公司员工。奥康副总裁徐旭亮记得，早年在管理区域公司时，时常到仓库去，每双鞋都要亲自摸过来，常常一天要摸两三千双鞋子。
这也就不难理解，当生存危机来临，奥康发现导购可以发挥自身所长，通过直播带货时，便将上千名导购同时推上直播平台，声势浩大地同时开播。
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更好
多年之后，当王振滔谈及奥康发展的秘诀，他只道——“赢在转折点。”
和王振滔一同打拼的徐旭亮则始终记得，“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，在长达3-4个月的时间里，线下销售都非常冷清。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练兵的机会，我们全国做了很多整合营销活动，为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做准备。最后当市场回暖，我们的销售业绩就很快起来了。”
不过这次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，对温州企业的影响显然严重多了。
近几年的鞋服行业本就不景气，那些曾经耳熟能详的牌子都受到了行业寒潮不同程度的侵袭。
曾经连续12年霸榜中国女鞋销售榜的百丽，2017年从港交所退市;达芙妮这几年同样不好过，连续亏损多年，到2019年中期，门店数量不足巅峰时期的1/3。
而今，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让大环境雪上加霜。
今年初，奥康工厂停工，有200多名员工返回湖北，无法顺利返岗复工。旗下门店几乎全部暂停营业，仅线下的销售损失就超亿元。而在此期间，1万多名员工的薪酬和房租成本还在继续支出。
红蜻蜓也同样如此。1月疫情爆发后，副总裁钱帆每天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自营店、加盟商的电话，告知又有一批门店将暂停营业。
在温州，除了奥康、红蜻蜓这些头部大厂，还有成百上千家做外贸贴牌的小企业，因为国外疫情的发展，订单被陆续取消，一些品牌商还面临着经销商订单大幅取消的困境。
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对外表示，温州外贸鞋企的确遇到了大量的订单延迟或取消的问题，已经准备好材料向商务部汇报，“30%—40%甚至50%的外贸鞋企都受到了影响。”
温州的鞋企们还能否安然度过这次危机?
见惯了曲折的温州商人，性格倒也如同那条从丘陵间蜿蜒入海的瓯江，多了几分韧性。
徐旭亮觉得，“危”和“机”总是相伴相生，这次新冠肺炎同样蕴含着大鱼吃小鱼的机会。此时，奥康不仅要思考如何活下去，还要思考怎么活得更好。
“奥康是上市公司，现金流比较充沛，就如同拥有了一件御寒的冬衣，可以在这个时期兼并收购。我们也正好利用这次行业洗牌的机会腾笼换鸟，把不好的店铺关掉，把好的开起来。”
没有硝烟的战争
这场由温州老板带领的生存之战，还拉上了各家的“少东家”。
作为年轻的一代，他们推动了这场战役里最为关键的一步——数字化，这既关乎眼下的生存，也关乎未来的行业竞争格局。
奥康的“少东家”王晨一直在负责公司的电商业务。如今因为线下停摆，王振滔和管理层终于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性。即使不能100%理解数字化的含义，也坚定地认为这是条必经之途。
王晨(左)
正月初三，奥康成立了防疫工作组。两天后，高管们已经全部返回温州，内部又成立了电商、奥莱、门店、供应链、商品等六个小组。
直播是重头戏，由王晨主导。
这个和父亲从长相到行事风格都高度相似的年轻人，用了20多天，就带领团队紧锣密鼓地完成了动员、初选、培训到上线的全过程。导购的积极性迅速升温，数千名来自宁波、重庆、温州、商丘等地的导购员，通过线上平台参与了20多场关于直播的培训。
徐旭亮负责搞定“货”的部分，每天的日常排得满满当当，天天有3-4个钉钉群会议，讨论流程、KPI的问题。“全员都在打仗的状态下，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都在候命。”
而钱金波的儿子钱帆，也在春节期间带领新零售部门快速推进数字化转型，节奏则近乎夸张地紧凑。红蜻蜓内部7天开了434场钉钉视频会议，平均每天62场。搭建第三方小程序，只花了一天，在全国建立400个营销社群，只用了两天。
从结果来看，两位“少东家”任务完成地不错。奥康3月24日的直播，旗舰店的业绩同比增长了108%。3月8日当天，红蜻蜓三家旗舰店的销售额则同比增长了101%。
转型带来的好处远不止销售层面，员工们也有了主人翁意识。
直播当天，河南商丘步行街奥康二店的导购员瑶瑶，发现有其他店铺的人闯入弹幕发广告，她有些生气，双手叉腰，让同事“赶紧把这样的人禁言”。
奥康副总裁徐旭亮对转型的成效颇为感慨，“我们的员工可能会更团结，抱得更紧，我们的效率也比原来高很多。”
这场命运攸关的战争，才刚刚开始。
